□周潛之
  科學的歸科學,經濟的歸經濟。這是常識,只可惜,在我們這裡,這兩者常常混淆不清。結果就是本來該熱鬧科普的事,沒有人關註;不該熱鬧的“考古開發”卻如火如荼,連科學研究都被綁架了。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和現代人類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聯合課題組日前發佈關於曹操家族DNA研究最新成果,首次100%確定曹操家族DNA,證實曹操並非漢相曹參後代,同時推翻了曹操為夏侯氏抱養而來的說法,相關論文發表在國際學術雜誌《人類遺傳學報》上。
  這一發現,如果與克隆羊這樣的成果相比,只不過是基因技術的一小步,但對於歷史考古來說卻夠得上是驚天消息了。消息發佈後,立即引發一片爭議,有人質疑確定曹操家族DNA的意義是什麼?還有人不明白依據家譜尋找曹操後人,怎樣保證這些家譜的可靠性?爭議焦點都集中在了曹操身上,研究的科學意義就這樣被稀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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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如果我們深入瞭解一下,就能發現該課題組要研究的是“中國乃至東亞、全世界的民族起源和遷徙問題,是用分子生物學方法、用DNA解答史前和歷史上一些沒能被歷史、考古學等學科解答的問題,是為了回答“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以及“我們會演化到何處去”這樣的問題。人家研究曹操,就像牛頓研究蘋果,不會糾結於紅蘋果和綠蘋果的差異,只是借這樣一個切口,去關註更為宏觀的人類歷史問題。
  別說“我們從哪裡來”這樣哲學上都解答不了的深奧問題,就是“中華民族的歷史遷徙”,估計都沒有多少人關註。而如果研究曹操這樣一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的來歷,估計連賣煎餅的大叔都要拿出報紙多瞄兩眼。更別說去年河南安陽曹操墓發掘引發的軒然大波,現在搞這樣的研究,想不出名都難。
  科學研究關註大眾關切,在不影響科學的嚴肅性的前提下,如果還能擴大科學的影響力,引起公眾的興趣,那簡直是再好不過了。但問題又來了,在當前的輿論環境下,一個嚴肅的問題,往往因其爭議性而具有被娛樂的潛質。最後,話題越扯越遠,你一言我一語過去,本來嚴肅科學的事情也就面目全非了。
  這時候,媒體把奉行“娛樂至死”的一部分人當成了假想敵,不少評論都在試圖說服他們,在“活潑”討論的時候,還要有“嚴肅”的態度。《新華每日電訊》發表的一篇《莫用娛樂眼光看待曹操DNA研究》認為,民眾對不瞭解的科學研究成果,切勿輕率下定論,媒體更不應推波助瀾。該文也進一步提醒公眾,身處信息時代,各種科學資料幾乎都能在網上查到,如果有自己不瞭解的問題,不妨在好奇之餘拿出一點時間和精力,先做足功課再進行理性評判。
  《新京報》發表的《為何要研究曹操的DNA》也以科普式的口吻說道,研究結論固然是亮點,但更重要的是這項工作的研究方法。這種嚴格的自然科學的方法恰恰是我們處理和爭論很多問題時最為欠缺的。
  相比於前兩家媒體的就事論事,《西安晚報》發表的《“曹操DNA研究”不能只看實用價值》則從理念上批判了某些人的“見事嘴比腦子快”。文中寫道:可怕的也許不是對於歷史無知,而是拒絕知道真相;可怕的也許不是文化粗鄙,而是抗拒文化進步。這種歷史和文化虛無主義的思想狀態,是社會價值觀庸俗化的投射,更是對神聖的學術研究的無禮冒犯。輕率地指責,帶著不加掩飾的偏見和無知,這其實很難說是一種質疑,毋寧說是一種借題發揮的泄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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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說起泄憤,在“曹操身世”話題上,無論是媒體還是公眾確實有很多“憤”要發泄。2009年,河南安陽發掘疑似曹操墓,有證據證明其為真,但也有學者指出存在很多疑點。這是考古界的大事,在圈內有爭議是難免的,而且,作為千百年都沒鬧清的問題,一時有爭議也是可以理解。但問題是,考古結論還沒有出來,地方政府就先高調搞起了輿論宣傳,為的就是搶奪這一重要文化資源。結果,讓本來就有點不清澈的這池學術之水徹底變渾了。
  現在,有了科學的手段,是不是到了做一個了斷的時候呢?據此,《東方早報》就發表評論《曹操墓敢做DNA檢測嗎?》直接跟河南安陽叫板:真金不怕火煉,據說河南安陽的“曹操墓”不願意對那個墓中出土、疑似曹操的頭蓋骨進行DNA檢測,這恐怕只會降低自己真“曹操墓”的公信。
  面對媒體和公眾的“叫板”,河南安陽的表態則顯得有點不那麼有自信,之前不僅拒絕了課題組對於頭蓋骨送檢的要求,有關負責人對此研究表示“DNA考古不一定權威”,對該研究表示“不瞭解”、“不評論”。有道是,出來曬,死得快。結論未明之前,如果就出來高調曬,那就等於把自己綁架到一個可能的結果上,對於任何質疑恐怕都會“風聲鶴唳”的。
  如果說,這樣的質疑讓安陽的“過分”高調得以暫時歇息,就能讓這場爭議進入到嚴肅的科學通道,那就太幼稚了。
  對此,《成都商報》發表的《科研的獨立比“有沒有用”更重要》就指出,如果科研被地方利益綁架,或者科研主動為地方利益背書,科研的獨立性就會大打折扣。而更可怕的則是,科研本身就淪為利益追逐的主體。該文認可了復旦對中華民族形成史、中華家族史以及歷史人物的研究。但也指出,如何保障它不會成為研究機構“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生財之道,則令人憂慮。
  科學的歸科學,經濟的歸經濟。這本來是常識,只可惜,在我們這裡,有時候這兩者常常混淆不清。結果就是本來該熱鬧科普的事,沒有人關註;不該熱鬧的“考古開發”卻如火如荼,連科學研究都被綁架了。復旦大學的研究選擇曹操身世,是個一舉兩得的好策略,但如果能保證自己在曹操爭議的渾水裡出淤泥而不染,恐怕就不那麼簡單了。
  就像《新京報》發表的《曹操DNA鑒定,有人歡喜有人憂》一文說的那樣,“爭名人故里”的熱潮,靠縝密的學術識見一時怕是很難冷卻。畢竟,曹操、孔子這樣的歷史人物,還有後人DNA可供鑒定,像孫悟空、西門慶這樣的“人物”,一樣被某些地方利用,到哪裡去鑒定DNA呢?
 
(編輯:SN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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